东方哲人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西方思想者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都提醒我们，语言对人类互相理解尤为重要。高质量的辞书编纂，无疑必不可少。

　　日本当代小说家三浦紫苑有一部以辞书编纂为主题的小说《编舟记》，被引进中文出版，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口碑甚高。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部叫《大渡海》的大型辞书。

　　2023 年 3 月 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宣读了立项通知书，通报了修订工程组织情况和年度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新时代全面修订《汉语大字典》，是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工程，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的一部大型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于1975年启动编纂，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担任主编，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任常务副主编，四川和湖北两省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完成。1999年启动第二版修订，2010年出版。本轮第三版修订已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交由地方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

　　这是怎样的一本字典？一本大型辞书编写、出版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至少小时候都有查字典或词典，受益于辞书的经验。但我们或许并没有仔细想过，像《汉语大字典》这样的字典，是怎么编成的？那些字、词条、解释，是怎么确定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出版该字典的出版社之一四川辞书出版社，对参与《汉语大字典》首版、第二版编辑、出版相关事宜的专家人士进行了采访。

　　首版花费15年第二版修订又用11年

　　业内人士：“最难排的字典之一”

　　首版《汉语大字典》从1975年工作启动到1990年八卷本出齐，历时15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推出。全书收录汉字楷书字头54000余个，古文字形体80000余个，是当时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音义最全的大型汉语字典，被称为“共和国的《康熙字典》”。

　　这部字典出版后，两家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缩印本、三卷本、简编本、袖珍本等不同的版本，对发现的问题和讹误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工作于1999年启动，经过11年的磨砺，第二版在2010年正式出版。

　　为何修订一部辞书要花如此长时间?因为第二版除内容上改正首版错误和作提高性修改外，为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把首版的铅排改为激光照排，光是完成这一任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第二版收汉语单字6万多个，要造出6万多个字形标准的汉字新字形宋体字供电脑照排使用，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担任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四川辞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冷玉龙说。

　　在中国出版发展史上，人们不得不提到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它是中国出版史上告别铅与火、从传统活字印刷时代迈入电脑排版数字化时代的一大功臣。而北大方正的这套排版系统又离不开电脑字库的支撑，收字6万的北大《方正超大字符集》正是采用的第二版《汉语大字典》所提供的字模。“第二版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形体8万余个，要把这些字全部修描变为精度很高、能供电脑排版使用的古文字，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方正字模部的技术人员和四川辞书出版社的编审人员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冷玉龙说。

　　正因如此，在该书参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推荐材料上，有专家这样写道：“《汉语大字典》不说是世界上最难排的字典，也至少是最难排的字典之一。它把一部大型字书从铅排变为电脑照排，为将来大型辞书的修订更新和整个书籍出版工作打下了电脑排版数字化基础，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实现了大型字书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语言文字规范以及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囊括了两项国家级大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在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办公区显眼位置，首版八卷本和第二版九卷本《汉语大字典》摆列得整整齐齐。称这套书是该社“立社之书”，毫不夸张。“四川辞书出版社和当时的湖北辞书出版社（今崇文书局）就是因为这部字典而成立的。”现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的王祝英对记者回忆说。

　　辞书被人信任的根基何在？

　　从业者几十年甘坐冷板凳

　　在互联网让信息查询变得轻便简省的年代，在人们忙于不停地创造一个个“新词”的年代，动辄花费十几年以上时间去编写一套看起来笨重的辞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都高度信任字典或词典解释的准确性，这种确定性值得信任的根基何在？在位于成都三色路的办公室里，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王祝英向记者介绍了《汉语大字典》首版编纂的大概流程：“首先是确定体例、编写细则和样稿。在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做资料卡片，确定收录的字头。然后进入试编阶段，根据试编情况进一步完善体例、细则。之后正式进入编写阶段，在楷书字头下附列古文字字形，并解形（对古文字形体作解释）、注音、释义、配例，此步骤是任务最繁重、费时耗力最多的一个环节，涉及到查阅大量的古籍文献等相关资料。初稿编写工作完成后，编写人员间对编稿进行相互审阅，之后交编写组负责人审核，最后由常务副主编或其委托的编纂处业务负责人定稿。疑难问题要交学术委员会审定。在定稿正式付印之前，还需要校对、读清样。一般大型字典的校对远远不止三次，甚至可能多到八次甚至十次，这也是保证字典质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王祝英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的修订出版工作，近年组织出版了《殷墟甲骨文辞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等重点工具书。“我的体会是做大中型辞书需要规划好，需要静下来、慢下来，急功近利是没法做好的。很多有价值的辞书从编纂到出版都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作者和编辑都需要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出精品，传之久远。”王祝英说。

　　一代有一代之辞书

　　字典一诞生，修订工作就开始了

　　1975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启动，四川、湖北各有一位常务副主编主持编写工作。赵振铎教授就是四川方面的常务副主编。他今年已94岁，因为身体原因，已不便接受采访。

　　赵振铎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汉语史、辞书学、文献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是当代辞书学理论与实践并擅的学界大家，2006年获得了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赵振铎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继承了恩师的事业。汪启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的编委之一、其中第19册的主编。同时他也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修订工作。

　　辞书编撰是一项高度精细化、高度繁难、高度寂寞的工作。汪启明对记者说：“首先你要淡泊名利，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第二，没有足够的水平还真做不了。”

　　编字典涉及到大量的文献查证工作。比如要对《通用规范汉字表》进行逐字研究，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进行逐一核对，对不同版本的文献作校勘斟酌。很多时候因为一个字的解释，要查很多资料；确定一个义项的分合、排序的先后，要费很大劲。一个字的用例，要用最早的，这就是辞书学界所称的“始见书”。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就要查。一个字或词条的背后，凝聚了很多心血，但体现出来的只是一段简短的文字。“就算你付出很多，你都无法说这个字是你编的。因为尽管这个字或词的解释是你自己编的，但字典编纂需要过很多道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完全是个人成果。”汪启明说。

　　辞书编纂是一门科学，和一般图书不同，辞书强调语言的简洁准确和知识的高度浓缩。一个学者穷尽毕生精力研究一个课题，写出专著可能几百上千页，但在辞书中往往只有几十几百字的一个条目。读者看到的只是纸面上那一个个字，背后繁难的编写过程无法体现，编者的艰辛付出也鲜为人知。

　　一部辞书的编纂，尤其是大型辞书，需要很多人付出多年艰辛的劳动才能完成。但不得不说，编好就完全不需修改的辞书是不存在的。没有十全十美的辞书，只有不断完善的辞书。赵振铎先生说过，“字典诞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它的修订工作就要开始了”。他还将字典的修订工作比作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一通车，养护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一代有一代之辞书。《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已经出版10多年了。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大型辞书一般每隔十年修订一次。如今《汉语大字典》第三版的大型修订工作已启动，这将是又一次“编舟记”，这艘船将带我们继续语言的航行，将会遇到怎样的风景，令人期待。来源：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