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1935年“陈胡屯会议”探析
“酱酒源地 红色茅溪”系列专题七
摘自中国经典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茅溪 酱酒源地》第七章
陈胡屯会议：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
何谓“陈胡屯会议”？
陈胡屯会议是红军长征三渡赤水后的1935年3月17日至18日，军委在川黔交界的四川省古蔺县东三区第八堡三甲小地名陈胡屯（今四川茅溪镇九坝村）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召开直接背景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迫切需要改变指挥方式。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确定了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次会议的直接意义在于抢渡乌江长途奔袭贵阳，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以脱离险境，根本意义在于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在当时中央领导层的严重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权威。
（参见《近代史研究》 2005 年第 3 期：《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孙果达）
“陈福村会议”应更正为“陈胡屯会议”
“陈胡屯会议”的内容，在长征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录，以及相关回忆录罕见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那天遭到了敌机反复而又猛烈的轰炸，致使各部军情紧急与会困难，人员难以集中，会议也因此开得短促断续而无法记录，或是记录在混乱中散失。但是，在浩瀚的红军史料中，却有“陈福村”的记载：据当时与中央军委一起行动，主管全军通讯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记载：
“3月17日早晨5点左右到陈福村后原地休息，此后遭轰炸”。（编者注：该日记充分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行抵达陈胡屯的具体时间）
“3月18日由陈福村附近出发，行五里即在树林下大休息，十八时继续前进”。（笔者注：该日记充分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行自3月17日早晨5点左右到陈福村至18日下午6时这一阶段，他们在茅溪镇九坝村时间至少是25个小时。）
“3月19日七时出发，在水田附近大休息”。（笔者注：伍云甫这一日记没有载明出发地点，该地点是否在茅溪境内尚须考证。但该地点不是在茅溪便是丹桂镇境内，因为，丹桂出境到水田寨路程很短）
3月20日“在原地休息”。
3月21日“十八时到九溪口，乘船渡河”。
根据上述记载，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四川茅溪镇、丹桂镇有没有陈福村这个地方？
二、如果有，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三、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记载为什么记有陈福村？
四、“陈福村”是否就是陈胡屯？
笔者自2018年至今，为了解茅溪的酱酒历史文化、红色历史文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四川茅溪，多次采访陈胡屯当地周边健在的高龄老人，如93岁的原庙林乡小学校长肖清儒（家住陈胡屯附近的长坝槽）、92岁高龄的郑恒周（家住陈胡屯附近的楠木坝），年逾七旬郑绍兴（家住陈胡屯垴垴的郑永清儿子），他们说赤水河蜀岸的茅溪镇历史以来没有“陈福村”这个地名。《古蔺县志》、《仁怀县志》、清代鸿儒、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编注的《仁怀直隶厅志》也找不到“陈福村”地名记载。也就是说四川茅溪镇、丹桂镇没有陈福村这个地方。这对上述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关于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记载中“陈福村”问题，笔者认为“陈福村”就是“陈胡屯”，那么，伍云甫为什么将“陈福村”记为“陈胡屯”？主要原因应有以下几方面：
1、陈胡屯是小地名，在当时的军事地图上应该没有标明；
2、伍云甫是湖南耒阳人，对当地情况并不了解；
3、当地人介绍时为地方方言，伍将“陈胡屯”谐听记录为“陈福村”也是极有可能的；
4、“文革”中，以及改革开放后不久，都曾有相关部门组织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可能是因为调查单位所据资料信息不对称而忽略与遗漏，未将军委驻地“陈福村”更正为“陈胡屯”，或者，因为找不到“陈福村”这一地名而质疑伍云甫日记的。
综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对伍云甫日记记载中“陈福村”问题，就不难理解，也找到了答案。
关于“陈福村”是否就是陈胡屯？答案是肯定的，其理如下：
1、陈胡屯离茅台渡口恰好十里，符合军委令要求。
2、伍云甫日记中的“陈福村”，应该是“陈胡屯”听误而至，该地名来源要不就看地图，要不就问当地老百姓。军事地图是十分严谨的，不会把原本没有的地名标注上去，这足可证明军委使用的地图上未标有“陈胡屯”这一小地名，因此听误的可能性极大。
另者，笔误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伍云甫是文人出身，其父伍如春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学，后以教书为业，他自幼随父读私塾，1918年进入耒阳县杜陵书院读高小。1920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受蒋啸青、张秋人等进步教师影响，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演讲，成为湖南三师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同年夏天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据此资料，伍云甫不是听清楚写别字的人，这可证明应是听误。
3、“陈福村”这个地名本就不存在，伍云甫不会杜撰和凭空想个地名记在日记中。
4、伍云甫日记中的“陈福村”遭轰炸与陈胡屯当地前辈目击者传下来的战斗故事一致，与当地健在高龄老人复述的情况基本一致。
5、陈胡屯的红色历史故事及文化传承也是最好的见证：
根据肖清儒（93岁）老校长介绍：1935年，他虽只7岁，但飞机轰炸他老家长坝槽以及附近的陈胡屯时，他还依稀记得，长大后，他父亲经常给他提起红军长征驻扎陈胡屯、长坝槽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死了不少红军的故事。1956年，二十七岁的他已是长坝槽和平小学的校长。他一直将牺牲在陈胡屯垴垴就地堆埋的红军战士牵挂在心里，他便和时任庙林小学校长戴守诚商定，组织两校教师和部分学生，准备在牺牲红军集中掩埋地——陈胡屯垴垴丫口处（万人坑）挖掘红军遗骸，修建红军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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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冬梅 责编：徐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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