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芯片”，种子行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粮食安全的命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走访安徽、上海等地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受种业入门门槛较低、科研与市场脱节、管理制度落后等影响，目前仍面临模仿抄袭成风、种子企业小而多小而散、“洋种子”威胁加剧等多重困境，卡脖子隐忧渐显，为种子安全敲响警钟。
业内专家和干部群众建议，保障农产品安全要打牢种质基础关，种业创新要打破唯论文现象，缝合科研和市场“两张皮”，并树立“一盘棋”思维，多管齐下保障种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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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种业市场面临“沦陷”风险
在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小麦种子基本为国产品种，大豆种子国产化率也较高。玉米、马铃薯等种子部分依赖进口，不少蔬菜品种也依赖“洋种子”。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是长三角的“菜园子”，该县的一家大型蔬菜工厂化育苗基地安徽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夏新发说，高端品种的蔬菜种子以进口为主，西甜瓜、小番茄等品种的高端系列种子进口依存度较高。
畜禽种质资源也长期依赖“洋种子”。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宏权介绍，以生猪为例，我国商品猪种质资源多从欧美等地引进，而引进后选育没有跟上，生猪产业陷入“引种-退化-引种”的循环。
“虽然目前国内九成左右的玉米品种及种子是国产的，但其亲本的选育还有较大比例来源于国外种质材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说，在杂交种的组配选育中，跟随模仿国外杂优模式的比例也较大。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马庆多年来一直从事玉米分子遗传育种研究。在他看来，现在玉米种子对外的依赖性比较强，“过去只是很少一部分，现在基本一半对一半。”
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副研究员江海坤说，国内经营蔬菜种子的基本是小企业，自我创新能力很弱，“拿来主义”盛行，种质资源同质化比较严重。比如某进口番茄种子，产量比较高，国内种企就直接模仿。
受访人士说，与欧美国家在全世界布局种质资源不同，我国部分品种种质资源主要来自本土物种，存在资源来源窄、保护力度弱等难题。保障农产品安全，当务之急是要打牢种质基础关。
以小麦种质资源为例，美国和中国的数量是世界前两位，中国主要在国内收集种质资源，数量略少。美国开展收集的时间早，且在全世界收集，种质资源效用高于中国。专家建议，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交流。马庆认为，要加强国内骨干种质的发掘和利用，对国外种质不能搞拿来主义。重视其与国内种质融合改良。应有的放矢，循序渐进，适度而行，为应对更加严格的品种权保护做好准备。
同时，加大本土资源保护研发，打破对外依赖。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基因资源库副主任杨华、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黄志平等表示，国家应建立核心资源库，组织精干力量加强种质资源研发创新力度，挖掘有特异性的性状、基因，重点发展品质育种，推动育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逐步打破“资源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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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抄袭盛行严重制约种业创新
记者调研了解到，面对“洋种子”威胁，我国种业市场模仿抄袭严重、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若不重视种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未来部分品种种业市场或存“沦陷”风险。
——审定多、应用少，屡现“见光死”。
受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反映，近年来，每年审定的种子新品种非常多，但真正应用的少。“以前是品种数量少，没有品种可开发，后来放开渠道，出现新品种数量井喷。”赵久然说，跟随模仿育种产生大量高度近似品种，套牌侵权等问题也很突出。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登安说，现在每年审定的种子新品种非常多，不包括各类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审定的品种，仅2019年国家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就超过600个，2020年公示的通过国审的水稻品种超过500个。并不是每个新品种都能适应市场，有时耗费人财物研发的品种刚通过审定，没有推广价值，就“见光死”了。
——模仿多、原创少，刮起“抄袭风”。
中国已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规章制度参照的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已是1991年文本，1978年文本审定为不同品种的标准较低，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不匹配，很容易将抄袭“放行”。安徽农业大学一位小麦专家表示，小麦品种互相模仿的情况很普遍，一个县里种了100多个品种的小麦，“归归类都差不多”。
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开启说，品种审定制度改革激活了种业审定市场，但因为新品种审定的标准低，市场上多是差异性不大的“新品种”，同质化严重。如果不加调整，市场可能演变为一种鼓励模仿、保护落后生产力的种业发展模式。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说，我国育种行业整体创新性不够，育成品种同质化严重，一些小公司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
——套包频发、自研少，侵权“没商量”。
套包是指不法商家把热销品种或刚审定的品种“改名换姓”，然后进入市场销售。基层反映，一个新品种从研发到上市要投入约300万元，有的不法商家直接从市场买走种子“套包”去卖，极大损害了自主研发企业的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模仿和侵权也是困扰企业及制约种业发展的问题之一。”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说，有些企业会模仿大公司紧俏产品的包装，农民买来种后才发现产量不行，极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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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市场“两张皮”亟待打通“三链”
我国种子企业小而多，缺少国际上杜邦、拜耳这样的种企“航母”，市场竞争力和种业创新能力较弱。罗利军说，靠模仿抄袭，企业无法做大做强，更无法和跨国公司抗衡。
受访人士认为，当前我国育种创新面临多重难题，主要在于科研和市场“两张皮”。
“这与科研评价标准和导向有很大关系，科研院所的破‘五唯’问题（唯论文、唯学历、唯项目、唯奖项、唯帽子）还没有充分贯彻和落实到位。”赵久然认为，从事面向国际前沿的基础性或应用基础研究，主要看论文的水平和影响因子；而从事育种工作的科技人员，最主要考核的，应是能否拿得出符合生产和市场需求、经得起生产检验和农民欢迎、能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品种。但目前，种子科研的导向是做项目、发论文，企业的导向是可推广、能挣钱，这种错位阻碍了种企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
科研市场“两张皮”还体现在品种审定与市场存在严重脱节，审定品种没有把制种产量和制种的难易程度作为指标。
戴登安说，之前丰乐公司曾买过某科研院所的品种，试验效果很好，生产制种时却发现制种产量很低、成本很高，没有推广开发价值，浪费了人财物。
业内人士认为，在种业领域，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农业高校等教学单位一直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之间缺乏合作，科研投入重复较多、效率不高。同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稍显不足。
张琴等表示，一些科研院所因为体制的原因，与企业合作有顾虑。但科企合作是促进种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双方优势互补，通过科企合作，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类疑难杂症，提升企业育种水平，同时科研院所的成果也能在市场上得到转化、应用。
受访人士认为，解决科研市场“两张皮”，亟待打通“三链”。
一是打通“评价链”，扭转评价标准导向，以生产应用为目标。赵久然认为，种业创新要打破唯论文、学历、项目等评价标准，破除推广应用千万亩的大品种抵不上一篇影响因子3.0的SCI论文的现象。评价标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践检验上，以市场为导向，看能否拿出过硬的品种，以最后的生产应用为目标，进行综合评价。
二是打通“保护链”，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弱的现状，鼓励原始创新。戴登安说，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品种审定门槛，让模仿抄袭者付出代价。安徽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马传喜建议，要提升品种保护层级，加大创新扶持力度，让创新不吃亏，激发育种创新活力。
三是打通“攻关链”，加强良种联合攻关，培养育种人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长胡涛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利用现有种质资源，加强良种联合攻关，开发突破性品种。比如，研发选育抗倒伏、耐旱、抗虫的小麦新品种。马庆、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余新桥呼吁，要破解“引不来、留不住”困境，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沉下心来做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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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安全要树立“一盘棋”思维
种子安全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受访人士认为，要打破当前种业市场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源头监管薄弱、惩处力度小等怪现象，必须要树立“一盘棋”思维。种业市场监管既要睁“慧眼”，也要长“牙齿”，给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推动依法制种落地，加大源头监管力度。江苏丰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建议，要针对育种产业链建立相关平台，督促实现可追溯，加大繁育基地的监管、巡查频次，严厉打击套包、代繁现象。优化种业评估机制，提高制种基地准入门槛，改变随意制种的现象，尽力消除制种安全隐患。
降低维权成本，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戴登安等建议，为破解种业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维权难等问题，应强化对种企的规范化监管。当前发现侵权行为后，鉴定环节比较复杂，一般短时间内鉴定不了，有时大田鉴定要一个季度才能锁定证据，无奈之下只能和解。降低维权成本，应加强对假冒伪劣种子的查处力度，打击市场“窜货”等行为，加强对种业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为种企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推动兼并重组，打造种业市场“航母”。黄志平等表示，鉴于市场种企小而多小而杂的现状，要推动种业市场兼并重组，培植能与跨国种业巨头抗衡的龙头种企。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张从合呼吁，政府要集中扶持大的龙头企业，鼓励加强深度科研，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支持收购兼并重组，同时对小企业做专项性辅导和监管。赵久然说，我国在作物DNA分子指纹技术研发和应用等方面具有国际领先优势，应加强该项技术的全面应用。
加强专业执法，堵住违规漏洞。过去种业执法是专业执法，现在是综合执法，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比如，存在如何平衡市场监管和日常监管的关系，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职责归属问题等。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四级调研员陈剑华认为，应明确执法监管职责和加强队伍建设，破解执法人员少、年龄老化、专业知识不强等困境，提高相关待遇，加强执法专业知识培训，让执法监管长“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