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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一时间鼓舞了不少人。但多久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更多人随之发出的疑问。日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回乡10年，十九大代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拱市联村党委书记蒋乙嘉带领村民提前完成了三个“五年规划”。听到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蒋乙嘉又有了新的想法和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一时间鼓舞了不少人。但多久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更多人随之发出的疑问。日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除了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外，会议还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同时强调，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三步走”与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衔接

　　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王亚华教授看来，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记者了解到，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王亚华分析道，这一战略设计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为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把乡村振兴历史进程布局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绘制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

　　与此同时，“这一战略设计与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有机衔接，为未来30多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定了时间表。”王亚华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目标任务时间点，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目标是同步的。

　　李国祥对三个阶段性目标的理解是：重要进展是指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乡村文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成效初步显现；决定性进展是指乡村振兴战略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城乡要素流动障碍全面消除。

　　“全面振兴是指整个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都相当完善，城乡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并相互促进，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李国祥告诉记者。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看来，乡村振兴要规划先行，一张蓝图干到底。各地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据悉，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讨论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7.5%，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6%，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达到52%；规模化水平明显提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超过300万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40%。

　　“但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业部财务司司长陶怀颖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

　　据介绍，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高达2.72∶1。随着每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一些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有的地方乡村凋敝问题堪忧。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兼顾了“当前”和“长远”。他表示，未来三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三农”是短板；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农”也是短板。“要把‘三农’问题挑出来，统筹各方面力量进行集中攻关，这需要一个有影响力、有凝聚力的大战略。”叶兴庆说。

　　会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具体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结合了中国实践，与我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与国情相吻合。”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体制机制创新：

　　强化制度性供给

　　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在李国祥看来，在“制度性供给”这个新鲜概念下，承包地到期再延长30年、“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财政投入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熟悉名词都被涵盖。

　　事实上，制度性供给是对既有改革措施的一次系统梳理。而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成为了制度性供给最为显著的任务。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理念，区别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要素向城市单一流动的做法，也区别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单一城市资源向农村反哺的取向。

　　当前，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仍需要向外转移，但城市的资本、技术、高素质人才资源更应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选择。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一体化或者城乡统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城乡统筹更多强调政府行为。”张红宇表示，城乡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需要统筹城市里面的资源，不断地进入农村，农村也需要将富裕的劳动力进一步地向城市输出。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虽然中国农业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他称其为“四大驱动力”。

　　黄季焜也强调我国“三农”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其实，问题不止这些。正如会议指出的那样，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新时代，乡村作为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王亚华说，其最终目标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