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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强:梦里老家——共享田园牧歌

发布日期:2021-01-28 10:47|发布:中乡网|责任编辑:李琴

      本期主人公 雷鸣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 司晋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多地倡议春节“非必要不返乡”。不过,无论在哪儿过年,对于国人来说,春节的脚步每近一天,羁旅的乡愁便浓郁几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展望未来,在乡村振兴的视野下,还会有像春运这样集中的人口流动吗?届时,每个人的“梦里老家”又将会是什么模样?

      雷鸣强: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正常地双向流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住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所。

      ■乡村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和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平台。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然、直接和亲密的关系衍生出的守望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贵的东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司晋丽 整理)

      从“春运”到“春节旅游”

      1月21日,正值湖南省两会开幕前夕,作为两会邀请列席人员,雷鸣强与其他代表、委员一样,准备进行组织有序的核酸检测。

      “叮”,手机铃声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内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一首友人转发的、网友改编自诗人余光中《乡愁》的“新诗”:从前/乡愁是一张张火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张张核酸检测证明/我在这头/故乡说:你就在那头吧,别回这头!

      “疫情当前,许多人都选择了响应号召不回家过年,这首‘应景之作’多少折射出大家对疫情防控的乐观、幽默和豁达的心态,也算聊遣思乡之情吧!”雷鸣强说。

      雷鸣强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畔、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水乡。1983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长沙工作,从此就把家安在了长沙。尽管长沙已成为雷鸣强的第二故乡,但每当看到“家乡”二字,他第一反应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乡村落。如同心理学所称的“印刻现象”,在雷鸣强的认知里,家乡是凝结着一个人最初成长记忆的地方,也是人们最初人格、情感、口音形成的所在,是别的地方取代不了的。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总要求。按照党中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规划,到了2035年,乡村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然而,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乡村的中流砥柱、青壮年人才的流失。

      谁来建设新农村?对于这个问题,雷鸣强似乎并无太多担心。他说,以前由于种地收入低,乡村其他就业渠道窄,剩余劳动力只好从土地解放出来,到城市谋生:建筑工人、家政人员、快递外卖小哥……也正是这些人群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为城市的飞速发展贡献了不可缺失的力量。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不要忽视了国家强大的投入。”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程度前所未有,农村已不再是无人光顾的寂静角落——一些人瞄准乡村振兴的新机遇,开始考虑回流农村了。甚至有的城里人,也看好农村发展前景,到农村投资办厂设企业了。

      在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中,他总结出当下的几种心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较浓厚,倾向于趁着年富力强在外多赚些钱,最终会回老家盖座房子,就近工作、安稳生活;“80”、“90”、“00”后的新生代们想法则更趋多元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城市,告别乡村;有的近几年已经乘着政策东风回乡就业创业;有的则观望着:如果家乡产业起来了、收入高,愿意回去做“农场主”或者“领工资的农民”。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正常的双向流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住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所。”在雷鸣强的憧憬中,到那时,乡村的青壮年不需要再脚踏城、乡“两只船”,核心家庭不再承受分离之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些当下的“特有名词”也不复存在了,人们会在美好的天伦之乐中继续奋斗,向着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前进。

      雷鸣强想着,再过15年,像春运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流动大概率会减少。“春运可能会类似于‘春节旅游’,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去城市玩玩,或到乡村观光,类似于现在的走亲戚。”

      复兴乡村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现代化是一个不懈的奋斗过程,更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追求。

      雷鸣强觉得,当下的生活,早已越来越“现代化”——家乡风雨飘摇的茅草屋摇身变为漂亮的小洋楼;小时候从家到长沙要坐24小时的轮船,现在高速公路全程畅通,开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年逾八旬的老父亲,在长沙与老家的乡亲们视频一聊就是大半天;在北京读研的儿子,通过互联网,可以遍阅全世界的学术资料……

      共享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雷鸣强的父亲雷光华心中一直装着共同富裕的坚定信仰。

      雷光华出生于1937年,是村里的老书记。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带头承包了村里500亩的杂草荒滩,并用勤劳将其变为丰茂的芦苇洲,赚到了家里“第一桶金”。正是以这种魄力,他后来带领全村人民战胜贫困、过上好日子。现在,尽管已经随子女们到长沙生活,雷光华还是以各种方式与乡亲们联系着:“家里有什么困难吗?”“孩子现在在哪儿读书?”

      由于父亲的热心,雷鸣强在长沙的家也成为乡亲们的二代、三代们在外考试读书、打工就业的“中转站、加油站”。

      去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热播时,雷鸣强和许多观众一样,因剧中乡村教师和孩子们之间的真挚感情而落泪。

      他曾在衡阳市西渡镇陡岭小学调研,发现学校共有9名教师,包括校长在内的8名教师都是从县城来支教的;在校学生有100余人,皆是支教老师来了后回流的本村孩子。“农村的孩子并非都要到镇上或县里读书,而是有些村里实在留不住好老师。”雷鸣强略显无奈。

      在他的记忆中,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小学了,弦歌不辍,也是乡邻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地方,欢声笑语常常从学校传出来。“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和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平台。”而现在,村里的学校变得静悄悄的。

      地方教育过度向城镇集中,乡村教育“空心化”,只会加剧乡村的衰落。要解决城乡差距、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充实教育、医疗等资源是注定要过的坎儿。雷鸣强有一个设想:通过复兴乡村学校来聚集人气,助益乡村治理。在他的设想中,乡村学校和村医疗室、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同步规划建设、人员使用与教师队伍建设相互融通。再过15年,兴许会是这样的情景:乡村医疗服务人员兼任乡村学校校医,科技人员兼任乡村学校科技辅导员或是素质拓展教师,学校音乐、体育教师兼任村文化干部……

      很庆幸,乡村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丢

      2016年,在上海市闵行区挂职副区长时,雷鸣强曾到青浦区中步村参观。中步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有一套完整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党建引领下,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几位村民遇到事儿,就来到村民小组长家里聊一聊、议一议,最后各自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个颇具乡味儿的熟悉景象,令他“穿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大队部办起了油榨房,大队的办公场所临时迁到了雷家。那几年,年少的雷鸣强目睹了村里两口子吵架、村邻间一闹矛盾就跑来家里让父母充当“调解员”的情景:当时有几位远离城市和亲人、到村里学校当老师的知青,也被父母不时邀请到家里吃饭、谈天说地,以至于这些教师亲切地称雷家为“知青之家”,直到后来,他们回城至今,也没有中断与老书记家的联系。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然、淳朴和亲密的关系衍生的守望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贵的东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雷鸣强用社会学里的“首属群体”来概括这种人际关系。他一直觉得,有乡愁的人是幸福的,当在城市里感到孤独的时候,内心总有一份温暖和实在的寄托。

      “将来,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可能会到农村去,在绿水青山间养老也好,作为乡村发展中的‘新乡贤”也好,这些人会是城里、农村两头居住的‘两栖动物’。”雷鸣强说。

      他解释说,人的一生一直在追求着现实需要和精神归宿两者间的平衡。随着年龄的老去,对精神的追求会占取上风。中国人内心普遍抱有原乡情结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广义的乡愁,并非仅仅对自己的故乡而言,也可能是他人的故乡。

      话题再回到上海的中步村,雷鸣强判断,这个洁净、美丽、古朴的村落毫无疑问将是未来新农村的一种样本:经济上工业反哺农业,政府对农业进行生态补偿,这个村子也成为了城市的后花园。

      这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现代化程度高求非常高。曾经,为了支撑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广大的农村不遗余力地奉献出宝贵的人和资源;等社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后,其他产业也会来回馈农业。到时,农业现代化程度更高,农民更专业化,但不再是种地的代名词了,而会用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效率。雷鸣强将他们分为三类:生产技术型、经营管理型、综合服务型。

      “现在,全国大概已培养了1800万名高素质农民, 15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呢?”雷鸣强很期待。他想,高素质农民应该是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者、农村创新创业的先行者、传播党的政策和先进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他们还将作为乡村的主人,带领村民们走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蓝图。

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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