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夏麦依·阿力木汗（60岁）

　　整理记录：本报记者于兮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今年60岁

　　了。回头望望，从1974年到现在，我已经当了40年村医。40年，在我手上救治过的人，数也数不清；40年，酸甜苦辣的故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想说的是，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一个村医，应该做到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生产的陋习让我痛心

　　我是奇台县吉布库镇吉布库牧业村村医。我们村1200多位牧民长年累月生活在天山山脉的3条带状沟壑里，寒来暑往，游牧为生。年轻时，我识点字，就因为这个，1974年，奇台县人民医院培训赤脚医生，村长说我脑子灵，心眼好，就让我去参加培训，说学成后回来给牧民治病。

　　治病救人是积德的事，当时我就欢欢喜喜地去学习了。在奇台县人民医院，我学习了两年，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实习过。现在想想，当时我也就是学了点医学的皮毛，可回到村里，牧民都把我当成了救命的神。什么感冒、腹泻、晕厥甚至连妇女生孩子都找我。

　　那时村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既没有卫生室，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医疗设备，山沟里的牧民但凡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来找我看病，吃住都在我的家里。我也是牧民的孩子，知道牧民生活的艰辛。为了给牧民看病，我加班加点地学习医学知识，每次看到他们病愈，我心里的高兴劲没法提了。

　　当年不比现在，出入有摩托车或小汽车。那时我每天的工作，主要是背上药箱骑马出去给牧民看病。想想这些年，我一个人，一只药箱，一匹马，一辆摩托车，40年如一日，还真是走遍了方圆200公里的天山深处。可能也因为我跑得勤，到现在牧民都对我礼遇有加。

　　这些年，让我记忆最深的行医经历，就是为牧区的妇女接生孩子。我们那里的牧民，因为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信息闭塞，科学知识掌握不足，所以妇女生产时往往有不少陋习。比如遇到产妇难产时，有的牧民会把产妇用绳子绑住，吊起来生孩子。记得197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牧民因妻子难产来找我。我骑着骆驼好不容易赶到他家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产妇仍双手被拴吊在房梁上，已陷入昏迷。当时我就发火了，赶紧把产妇放下来躺好救治。几个小时后，胎盘出来了，产妇也活了。因当时没有转院条件，我就住在这户牧民家救治这位产妇，直到半个月后产妇确定没有生命危险了，我才回到自己家。

　　像这样的救治经历，在过去村里医疗条件很差的岁月里时常有。自那以后，为了不让我的牧民兄弟姐妹饱受不懂科学的痛苦，这些年，我坚持在牧区里宣传科学生产，只要发现有“大肚子”的妇女，我就主动找上门去，用血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住院生孩子才能保证母子平安。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我们村子里很少听到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的事情了，我想，这除了有医疗条件改善的功劳外，我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40年风雨路无怨无悔

　　在我的记忆中，过去很多年，因为村里没有懂得医术的人，所以牧民得了病只有硬扛。自从我学会了一点医术后，牧民从我这里渐渐懂得，身体就像一部机器，有病了就要及时去治，不要等到机器彻底坏了才去修理，那时就来不及了。但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这些年，我发现，在牧区，如果不搞健康教育，不培养牧民的疾病预防保健意识，牧区里患“三高”的病人会越来越多。这些年，我担负着村里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现在每个月能得到800元报酬。

　　过去那些年，由于资金等各方面条件有限，村里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我的家就成了临时卫生室。只要有牧民来看病，我就一遍遍告诫他们要尽量改变饮食习惯，少吃盐，口味不要太重，否则，脑血管会出问题。乡亲都很信任我，认为我讲的话有道理，于是，牧区里因脑溢血栽倒的老人渐渐少了。

　　2008年，好消息传来，在国家专项资金扶持下，吉布库牧业村建起了村卫生室。卫生室竣工那天，我心里那个欢喜啊，激动得流眼泪了。

　　后来，镇上的卫生院又为村卫生室配备了两张病床、简易呼吸机、氧气袋和一些必备的医疗设备，牧民从四面八方来到卫生室看我，都说我更有用武之地了。我看着那些崭新的医疗设备，想起了这些年我走过的风雨行医路，真是感慨万千。记得30多年前，200多位牧民兄弟随牧场转移，我因为担心大家转场劳累容易生病，所以也跟着去了。当时没有汽车、摩托车，也没有电话，我守了牧民4个月，等回到家后却得知，我1岁多的儿子在家里出了麻疹，因为条件不好，又合并了麻疹肺炎，没能等到我回来他就死了。现在想想，这个夭折的孩子当时要是打了防疫针是死不了的。所以从那以后，我特别重视在牧区宣传给出生的孩子按时打防疫针，并在山里设了个流动点，每逢打疫苗我都会提前3天通知大家。

　　2006年，我拿到了上级颁发的乡村医师资格证书，同时还拿到了政府为我发的第一份补助，虽然每月只有80元，但那是对我几十年工作的认可，现在这份补助也在不断上涨，我感到很有盼头。

　　这些年，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不管人世如何流转，我爱这份村医的工作，所以始终坚守在吉布库牧业村，守护着牧民的健康，践行着一个乡村医生的承诺。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这两年我被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上会的第一个议案就是有关乡村医生后继乏人以及待遇和养老等问题。

　　40年的村医生涯，也让我发现，新疆乡村医生年龄都偏大，月收入不过是千元左右，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

　　最让我高兴的是，2010年，我荣获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称号，这是一名乡村医生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我想，大山是我的家，牧民是我的亲人，为他们治病是医生应该做的事，我会一直干到自己干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