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浮雕乐伎演奏石刻。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余如波摄

　　高浮雕持书男侍石刻。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余如波摄

　　5月18日，以“博物馆的力量——宋代石刻里的人间烟火”为主题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亮相，专家学者为观众在线导览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感受宋代衣食住行。民俗读本《泸县石刻——漫画中国清明上河图》同步面世。

　　在四川南部以及邻近地区，有一系列石刻艺术瑰宝：乐山大佛、荣县大佛、安岳石刻、大足石刻……泸县宋代石刻，也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们以丰富的实物资料，绘出一幅宋代社会生活画卷，兼具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

　　2018年初，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展陈面积5000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140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50件，包括一级文物120件、二级文物145件、三级文物285件，尤以宋代石刻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技艺精湛，成为展陈的主题和重点。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打捞这座川南小城的宋代风华。

　　社会经济文化发达造就中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在玉蟾山麓温泉度假区，一片绿树环抱、依山傍水的景致中，坐落着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博物馆分四层，内部空间划分为展陈区、藏品保管区、文物修复区、学术研究区等八大功能区。据馆长梁杨介绍，博物馆常设展览有《天赐泸县》《地下天国》《梦回南宋》《石韵悠远》四部分，展出文物300余件，并不断推出高水平临展、特展。

　　走进博物馆正门，迎面而来便是博物馆镇馆之宝“高浮雕青龙石刻”，长217厘米、宽66厘米、厚17厘米。龙头回首朝向龙尾，龙眼圆睁，嘴张开，露出牙齿；龙身细长，刻满鳞甲，背呈脊椎状；四足粗壮有力，踏于祥云之上；左侧后足处刻有一枚火焰宝珠……丰富的细节，让青龙形象生动，呼之欲出。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副馆长徐朝纲说，该石刻2002年出土于泸县牛滩镇，造型生动，表现了龙的灵性与力量。

　　步入主展区，一个石刻艺术的世界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根据石刻画面、造型内容的不同，博物馆展品大致可分为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内的“四灵”，以及武士、侍仆、伎乐和其他门类。

　　如此规模的宋代石刻艺术精品，究竟从何而来？这与当时泸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息息相关。徐朝纲说，在宋代，泸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地处川、滇、黔交会处，泸县成为益州、梓州、夔州三路及大理之间的交通枢纽。南宋中前期，包括泸州在内的蜀地战乱较少，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当时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全国诸州商税岁额十万贯以上的城市只有26个，泸州名列其中，证明泸州商贸繁荣在全国已有一席之地。而在政治上，宋徽宗在诏书中公开宣称，泸州乃是“西南要会”，担负着“控制一路”的重任。这样的地位维系到宋蒙战争时期。

　　此种情况，使得官绅和富庶之家显著增加，建造墓葬和墓内雕凿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宋墓在泸县各镇（街道）均有分布，宋墓群总数达160处，墓葬多达800座，其中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9处。

　　“其中大量石刻都堪称艺术品，人物、花卉、灵兽、几何图案等线条流畅，多为高浮雕，也有浅浮雕。”徐朝纲说。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也认为，泸县宋代石刻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价值之高、题材之丰富、作品之珍贵、工艺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是中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对于宋代石刻的保护和利用，泸县同样重视。从2014年起，当地先后投入约1.5亿元建设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于2018年建成开放，通过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泸县历史文化。

　　石头上的《清明上河图》绘出宋代泸县的“美好生活”

　　唐林说，泸县宋代石刻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可以说是一座“地下城”。学界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要研究宋代的社会生活，“北宋看开封，南宋看杭州，民间看泸县。”

　　“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领先的。”徐朝纲说，随着宋王朝中心的南移，泸州发展成为商业中心之一，内容丰富的泸县宋代石刻，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情况，充分展示了当时的物质文明。

　　例如，泸州盛产美酒，在宋代即是著名的酒城，泸县宋代石刻有多件反映酒业生产和酒文化。在“持注子女侍石刻”中，有一桌、一椅、一女侍仆，女子身穿圆领长裙，手上拿着酒壶站立于桌椅旁，表现了宋人准备饮酒就餐的场景。

　　侍仆类石刻在泸县大量出土，则是经济发达在社会层面的一种表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肖卫东等人所著《泸县宋代墓葬石刻艺术》介绍，这类石刻主要包括侍洗妆、侍饮食、侍坐以及侍出行等几类，男女老少均有，大多以洗漱面盆、面巾、化妆盒、梳妆镜等为主要道具，形象生动，观之如有身临其境、呼之欲出之感。

　　“泸县宋代石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足以反映宋代繁荣活跃的商品经济和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认为，其中的瓦肆、勾栏，便是十分宝贵的实物型史料，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宋代的“勾栏”相当于现在的戏院、戏台，是供民间艺人表演的场所。据徐朝纲介绍，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有两件表现勾栏表演形式的石刻，真实还原了伎乐者和舞者们的绰约身形。

　　在众多泸县宋代石刻中，伎乐成为重要的门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写有“初为霓裳后六幺”，让不少人对与“霓裳羽衣舞”并列出现的“六幺舞”深感兴趣。泸县出土的两件“男乐官石刻”，表现了两个男舞伎正在扭动腰肢，有专家推断即为唐代流行并延续到宋代、从宫廷流行到民间的“六幺舞”。

　　泸县宋代石刻中，还有不少今天日常生活中已十分罕见的民俗物件。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达，以及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同时，也为现代学者对古代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

　　“交椅”出行就是一例。泸县出土的一件高浮雕扛椅男侍石刻中，一名男子站在门口，重心向右，身体后仰，肩扛椅面，双肘弯曲托住交椅底部。在《水浒传》中，“交椅”通常为山寨头领所坐，宋江坐的就是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实际上，“交椅”便是当时的“折叠椅”，收张自如、轻便易携，还可用于倚靠。

　　石刻中还反映了男性戴花习俗。其实，男性戴花现象唐代已有，但在宋代蔚然成风。泸县石刻出现簪花男性，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也说明《水浒传》中描写杨雄、燕青、蔡庆等梁山好汉戴花，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如实再现。

　　《营造法式》《武经总要》……这里有宋代典籍的“石刻例证”

　　宋代泸县工匠利用冰冷的石头，营造出一座座地下豪宅，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泸县宋代石刻为当时的一些文献提供了实物证据，是埋藏于地下的《营造法式》《武经总要》和《宣和画谱》。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徐朝纲表示，《营造法式》所讲的一些内容，可以在泸县宋代石刻找到例证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例如，泸县宋墓的构造原理、造型特征等，都严格按照宋代特定法式，涵盖了当时建筑中的石作、木作等工种，堪称宋代民居建筑的“地下版本”。此外，泸县宋代石刻用石材取代传统建筑的木、竹、砖、泥等材料，锯、刨、烧、绘等手法达到的效果只能通过雕凿来完成，这无疑加大了工艺难度和工程量。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馆藏中，就有不少建筑构件，如仿木结构装饰的斗拱、门等。其中一件高浮雕梁拱石刻，长达212厘米、宽78厘米，正面雕刻一飞天，双手捧荷叶，中间有一只乌龟，上方为浮雕仿木结构的斗拱装饰。

　　《武经总要》成书于宋代，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泸县出土了大量武士造像石刻，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宋军将士的军戎装备，如同一部详实的图解版《武经总要》。“他们身披铠甲，手执兵刃，全副武装。人物的动态、表情、衣甲、服饰精雕细刻，形象栩栩如生，异常精美。”徐朝纲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件女武士石刻造像。她们脸庞丰腴，柳眉杏眼，身着戎装，手执兵器，面部表情刚烈，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感。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春新曾专程到泸县研究，他认为有3个女武士头戴典型的钹笠帽，铠甲上罩着名为“质孙服”的紧身短袍，脚上穿着鹅顶靴，是不折不扣的蒙古武士装束。

　　宋人喜欢养花鸟、赏花鸟、画花鸟，其审美风格直接体现在绘画上，当时也有系统整理宫廷藏画的《宣和画谱》。泸县宋代石刻中的装饰性雕刻，有不少完全可以独立成幅。徐朝纲介绍，其中花卉有牡丹、荷花、菊花、芙蓉、月季等，禽鸟类有凤凰、孔雀、仙鹤等，以及部分兽类，手法以浅浮雕、线雕为主。

　　2001年出土的一件浅浮雕折枝花卉石刻，图案中共有6片宽大的花叶，叶脉清晰可见，其间雕刻两朵盛开的花朵，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另一件高浮雕荷花石刻，展现了采摘后用丝带系扎的状态，呈现出人为修饰的美感。

　　如今，经过历史风雨洗礼，泸县宋代石刻呈现的历史篇章，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眼睛，其保护开发利用也正在开启新潮流。泸县将每年5月18日所在周，设立为“泸县宋代石刻艺术文化宣传周”。今年3月，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还发行了4款石刻白虎系列NFT数字藏品，让大众更好地领略宋代石刻的文化魅力。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