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夫差剑。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摄

三星堆青铜面具庄严神秘、湖北擂鼓墩2号墓编钟宏伟壮观、吴王夫差剑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寒光闪烁……9月28日，“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在四川博物院盛大揭幕。518件（套）珍贵文物，徐徐展开一幅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繁华盛景图。

公元前16世纪，当雄踞黄河中下游的商王朝南下长江中游地区，往北运回铜矿时，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也由此开启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长江上游巴蜀文化的神秘，中游荆楚文化的瑰丽，以及下游吴越文化的隽秀，也在一件件青铜器上淬炼出个性鲜明的气质。此次汇集全国10省、48家文博单位的大展，就此打开一扇了解历史的窗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同样是与中原青铜文明并辉的又一座高峰。

3500年前

长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

走进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展厅，首先闯入眼帘的是电子显示屏上滚滚奔流的长江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专为展览配套举行的讲座中介绍，长江流域从四川盆地起一直到东海之滨，都是适宜人类栖息和繁衍之地。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良渚、石家河、宝墩等多个早期文明的区域中心都诞生在长江流域。

当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开始向长江流域传播，青铜冶铸工艺也被传授到长江以北地区，长江流域因此陆续进入青铜时代。

这是一个持续长达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孙华说，中原的青铜技术刚进入长江流域时，或许人们才刚刚掌握这种技术不久，铜器使用和发现相当有限，大多数地区至今只发现了简单的小件铜工具，只有靠近黄河中游地区的湖北东北部发现了铜容器群。它们和中原地区的铜器完全相当，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铜容器还只是属于文化传播或者人群移动的产物。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普遍出现，孙华认为是中心地区分批次、多方向持续文化传播的结果。他认为主要的传播路线有三条，一是向西南分别逆黄河和渭河而上，从甘肃东部进入四川盆地，一是从中原地区向南到武汉盘龙城为据点，把青铜文化推进到长江中游以南的湖北东南、江西北部和湖南东北，还有一条则是从东南进入江淮之间，并跨过长江进入江苏和安徽南部。

到了商代，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已开始在不同区域兴盛发展。“比如长江上游突然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也就是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而长江中游青铜文明，则始于盘龙城。这是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中心城邑，也因此成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区域中心。现有考古发现，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其种类和数量甚至超过了商代早期的王都郑州和偃师。“正是受其影响和刺激，长江中游的广阔区域以不同方式进入了青铜时代。”孙华说。

随着商代后期商文化的全面退缩，长江以南的本土青铜文化陡然兴起。江西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地区以及湖南地区，分别出现了新干大洋洲大墓以及湖南宁乡青铜器群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具有浓烈地方特色的青铜艺术往往与原始宗教和祭祀礼仪相关，也因此令青铜器呈现出一种神秘、肃穆的气质。

在孙华看来，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西周后期到春秋中期，经历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时期，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才重新出现高峰。这里的楚文化在长江流域分布范围最大，影响也最大。随着楚文化的南下、西渐和东进，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都形成自己鲜明的区域特色，青铜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艺之精，都非此前所能企及。

特色鲜明

打开了解历史的一扇窗口

上千年的时间长河中，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都孕育出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它们刻上了本土文化自身的信仰和文化传统，也因此呈现了摄人夺魄的独特魅力。

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展厅，第一部分《巴蜀并辉》，便展示了巴蜀地区青铜文明的神秘与独特。青铜大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鸟形金箔饰，以及神似“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等最新出土文物，共同组成一个神巫的世界。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30多年来，已有多位考古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各种人物造像共同构建着一个祭祀体系——体量巨大的纵目面具和较大的一组面具，应该代表受祭者；立于高台的青铜大立人应该就是祭祀者；其他的青铜顶尊跪坐人、青铜执璋人像等，是从祭者。至于青铜神树，可能是受祭者和祭祀者之间的关联物；大量的青铜人头像，可能是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三星堆文物独特的造型，传递出三星堆王国可能是王权与神权并存的信息。

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巴蜀地区在三星堆之外，还发现了金沙遗址，在新都发现了可能是一代蜀王之墓的马家木椁墓，大量的青铜兵器至今金光灿然。宣汉罗家坝以及重庆涪陵小田溪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也揭示出巴文化曾经繁盛一时。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方国，也以近几十年不断出土的精美文物，让今人得以证见其踪。

1978年，湖北省随州擂鼓墩发现曾侯乙大墓，让不见于史料记载的曾国从此浮出水面。该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其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被誉为“国之瑰宝”。就在两年之后，曾侯乙墓不远处又发现擂鼓墩二号墓，墓室出土一套共36件的编钟。此次大展，这套编钟整体运到四川博物院，占据展厅的一个角落。靠近编钟，便能沉浸式听到悦耳动听的乐音。气势恢宏的编钟，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精品，也呈现了一方诸侯王国的富庶与赫赫威仪。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此次展览总策展人谢丹介绍，和湖北境内的曾国一样，江西、湖南、安徽等地都曾有方国消失在列国纷争的历史尘埃中。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大量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的青铜器，一举改写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这座商墓出土的一件青铜人面，和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一样，具有神秘的气息。它两面都呈相同人形，顶有双角，双目圆睁，张口露出卷曲的獠牙。在湖南宁乡，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同样大名鼎鼎。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等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便来自这里。如今，四羊方尊早已成为传世国宝，湖南宁乡也因此被学术界誉为“南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中心”……

展厅中，还可以看到安徽地区出土祭国青铜器，它们大部分有铭文；吴越地区的青铜兵器果然甲于天下，无论是吴王夫差剑，还是越王州勾剑，均寒气逼人、锋利无比，让人不由第一时间联想到吴越争霸时的刀光剑影，折射出吴越先民尚武的精神面貌。

开放包容

深刻体现文化多元融合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中，可以看到太多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痕迹。

新都马家战国墓葬，一直被认为极可能是一代蜀王之墓。然而随葬青铜器在体现王者之气以外，还表现出器尊楚风的风尚。此次展出的一件马家大墓出土的邵之飤鼎，与湖北墓葬出土铜鼎基本相同。谢丹介绍，学术界一般认为，“邵”极可能就是楚国贵族三大姓之一的“昭”，这说明了楚文化对蜀文化影响之深厚，二者交流之密切。此外，还可以看到彭州竹瓦街出土的蟠龙盖羊首兽面纹铜罍，和湖北随州叶家山出土的风格相同。尤其在铜罍肩部雕刻兽首，便是长江中游的典型风格。

孙华介绍，蜀地出现楚风青铜器，“源自楚国势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逐步强大，楚文化因此沿着长江水道，向上、向下不断传播。”在巴蜀地区，晚期的巴蜀文化墓葬中高规格的青铜器大多以楚式为主，而且楚式青铜器甚至逆流到了四川茂县一带。此次展出的茂县出土文物蟠螭纹铜盆、铜镈钟等，便是楚风青铜器。

当然，除了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交流，巴蜀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更是交流密切。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仅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例，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等都能在中原地区找到祖型。三星堆三号坑一件圆口方尊上有圆眼尖喙的猫头鹰装饰，这种装饰在殷墟妇好墓中的鸮尊上可以看到；三星堆发现的大量有领玉璧，同样在妇好墓中也有发现。

此次展览中，多件文物生动体现了中原青铜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同样是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二者均为中原地区铸造的有铭青铜器，因为族氏名相同的青铜器，在安阳殷墟遗址、陕西关中地区均有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可能是武王伐纣时由从征的蜀人所携回。而陕西城固县宝山村出土的兽面纹尊等文物，既有来自中原青铜礼器的影响，也能看到巴文化北渐的特色，成为中原青铜文化向川西地区传播的重要节点……

谢丹表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开放包容和多元融合，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体现与诠释。这也是展览所想要表达的深刻主题，“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共同构架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主体。”（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