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发掘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数万年以前，四川广袤的土地上有无人类在此生存？

　　骁勇善战的巴人，究竟是从鄂西迁至川东地区还是另有路径？

　　三星堆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却为何要把国之重器埋入地底？

　　……四川这块土地上有太多未解之谜，而这一切，有望在今天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找到答案。

　　记者近日从省文物局了解到，牛年伊始，四川省将展开全省文物资源的系统调查和发掘。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院等科研单位的学者除了对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等遗址以及蜀道、川渝古道等文化线路遗存进行系统性普查以外，还将对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城坝遗址、江口古战场遗址等进行发掘，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实证巴蜀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

　　A

　　数十万年前的四川

　　人类择何处而居？

　　最近一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的考古人员一直在焦急等待一个消息——一块石头的测年。两年前，他们在甘孜发现了手斧等旧石器时代遗存。如果能够了解手斧的大致年代，便能推测甘孜这片土地上，大约多少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存繁衍。

　　全面展开四川地区旧石器遗址的普查，是今年四川考古的重点之一。当北京发现山顶洞人，云南发现元谋人，陕西、贵州等邻近省份近几十年也发现了较多旧石器时代遗存，在历时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前的四川，人类择何处而居？

　　2018年以前，四川能说起的旧石器文化，不过是资阳人遗址等寥寥几个。幅员广阔的四川，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在此生存繁衍了吗？他们又在哪些地方留下过蛛丝马迹？近年来，省考古院为首的科研单位开启系列调查，在全省各地频有重要发现。

　　2019年起，考古人员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地点40余处。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大规模的旧石器地点群。在如此高海拔的区域，旧石器遗址分布广、内涵丰富，尤其找到了手斧在内的重要遗存，让考古人员欣喜不已。

　　手斧，是一种史前人类使用的具有标志性的打制石器。然而上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的理论，却认为在过去两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非洲、欧洲和西亚的灵巧直立人能够打造手斧等两面打制的工具，而亚洲兄弟则缺少这样的能力。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考古学界一直认为：东方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

　　省考古院旧石器研究室负责人郑喆轩说，最近几十年来，广西百色、陕西洛南等地发现的手斧等重要考古成果，用事实动摇了这一歧视性理论。在甘孜的地层中发现手斧后，很快取样送往北京大学进行光释光测年。相关工作将为研究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以及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演化等国际重大学术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2020年，考古人员在川北的广元、川中的眉山及川南的宜宾均有新的发现，填补了相关区域无明确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说明四川地区早期人类演化图景远比以往的认知复杂多样。”郑喆轩说，今年调查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尤其针对洞穴遗址展开调查，并计划对部分重要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B

　　重新认识巴文化

　　《华阳国志》记载可能有误？

　　春节过后，达州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将再度开启。2020年，考古人员在这里的8座战国墓葬中发现了龟甲，可能与巴族贵族流行的占卜活动有关。今年，针对罗家坝、城坝两处重要的巴文化遗址，相关考古发掘还将再度进行。

　　在省考古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卫东看来，今年即将展开的嘉陵江上游调查和发掘可能更为重要。因为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古代巴人或许并非像《华阳国志》所言，由鄂西清江流域沿长江溯流而上在川东定居；相反，巴人极可能是从长江上游往下在迁徙。这一颠覆认知的论断，需要考古来证明。

　　自1999年起，省考古院在罗家坝和城坝进行了多次发掘。罗家坝战国墓群的发现，曾让它与成都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遗址一起，并称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此后，罗家坝遗址不断发现高等级墓葬，出土文物丰厚。而渠县城坝遗址，除了同样发现了高等级的巴人墓葬以外，还在2017年发现了宕渠城遗址。这是巴人分支賨人的最后栖息之地，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賨人有关的城址。

　　然而，究竟巴从哪里来？历史记载，古代巴人起源于鄂西地区，后来才迁徙到峡江地区。战国以后，巴国数次迁都，从长江至嘉陵江，最后才到阆中。

　　最近几年，考古人员在罗家坝、城坝发现了大量墓葬，但年代均相对较晚，最早也不过战国早期。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时，却有更加振奋人心的发现。在南充和广安两地，一举发现了100多处可能与巴文化有关的遗址，其年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陈卫东说：“巴国从诞生到灭亡的过程，秘密可能就在这些遗址中。”今年，针对嘉陵江流域及渠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和罗家坝、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将同步展开。考古人员认为，如果嘉陵江上游的巴文化遗址年代更早，那么巴国的重心，可能存在从嘉陵江向长江转移的过程，而这与《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相反。如果推测最终获得考古材料证实，将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

　　C

　　城市考古相继展开

　　成都平原还有哪些故事？

　　对古蜀文明的更多认识，有望伴随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的新一轮发掘愈加清晰。

　　2020年，三星堆一举发现了6个新的祭祀坑，引发学术界强烈关注。去年10月，3号祭祀坑正式启动发掘，其他几个祭祀坑的发掘则将在今年相继展开。

　　省考古院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表示，“如果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和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一样出土丰富文物，并且不同祭祀坑的年代各不相同，就能说明这8个坑的确是古蜀国不同时期的祭祀行为。他们每隔一个时期，就将国之重器埋入地下，不仅证明古蜀国作为神权国家对祭祀的热衷，更能证明古蜀王国的国力昌盛；反之，如果所有祭祀坑是在同一时期集中掩埋，可能就是遭遇了某种重大变故，对于了解三星堆为何迁都有重要作用。”

　　与三星堆遥遥相望的新津宝墩遗址，27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面积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年代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更早。“然而这样一座规模恢宏的古城，并且拥有格局规整的大型建筑，却一直没能找到更高等级的遗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今年的考古发掘，这将是一个重要方向。

　　事实上，最近几年，考古人员已发现，四千多年前的宝墩与现在的一马平川并不一样，由低洼区域与台地交错。直到汉代及以后人们大量改土改田，当地区域才变得更加平坦。考古人员甚至还在城中心的最高处发现了三座南北向的大房子遗迹，这里既是宝墩古城的地理中心，也可能是文化中心……

　　“宝墩古城面积如此巨大，一定是有领袖式人物出现的结果。”颜劲松说，今年宝墩将加大工作面积，争取发现与其匹配的相关文物。

　　在成都，城市考古同样充满期待。唐代成都“中央公园”摩诃池、明代蜀王府等重大历史遗迹随着旧城改造在近年浮出水面。“不过我们还需要更加完整的古代成都拼图。”颜劲松说，随着城市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秦汉以后成都各时期城市面貌的格局和变迁等课题将陆续开展，拼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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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遗址及文化线路调查

　　打捞四川丰厚文化遗产

　　四川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小石窟数量全国第一，数十座宋（蒙）元山城遗址是南宋军民殊死抗蒙的见证，这里还是三条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对重要的遗址及文化线路进行调查，摸清全省文物资源家底，同样是今年的重要任务。

　　全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已经开启，并即将在今年3月完成工作。

　　“四川现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26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31处。广元石窟、安岳石窟、巴中南龛北龛等，都是中国唐宋时期石窟艺术的精华，也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省考古院副院长姚军表示，此次全省石窟调查与以往文物普查有很大不同，强调专业性、规范性。不仅要普查分布情况和数量，更重要的还要对石窟寺的洞窟形制、窟内造像、彩塑、壁画、题记、碑刻铭文以及附属文物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估，此外还要增加文物保存状况、安全防范等内容。

　　宋（蒙）元山城遗址的调查同样将在今年全面展开。

　　公元1235年，宋蒙战争打响。蒙古铁骑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却在四川受阻。南宋朝廷在此修筑起庞大的山城战略防御体系，拖住了蒙军长达半个世纪。据初步统计，四川现存古城仍有30余座。

　　此次宋（蒙）元山城遗址调查，将对嘉陵江流域山城遗址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其规模及文物保存等相关情况。此外，针对全省境内的重点山城进行考古发掘。姚军说，著名的重庆合川钓鱼城，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重庆、四川的山城联合申遗成为可能。“四川山城众多，不可能全部纳入，我们需要对山城进行普查，再筛选出重要城址展开相应的考古发掘。”

　　伴随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遗准备工作铺开，道路相关遗存调查也在四川全面展开；川渝古道沿线文物调查，同样将为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提供基础材料。

　　拂去历史尘埃，古老的四川正向我们走来。（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