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山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名企业负责人，2003年，他将近千万元借给另一商人李长斌。后来，李因涉嫌犯罪被判刑，柳忠山知悉后采取司法手段，在向法院起诉追还借款的同时申请诉讼保全。获准后，大连中院将李名下的汽车贸易公司存放在大连保税区海关（经机构改革后撤销，职能转至大连海关派驻机构）的一批高档进口轿车予以查封，以确保胜诉后的执行。令人没想到的是，被法院查封的36台车辆未经法院解封，居然被大连保税区海关放走，案外人提走了全部车辆，导致柳忠山赢了官司，却无财产可执行。时隔16年，柳忠山仍在为了这批车辆奔走。

9月14日，面对舆论质疑，大连海关在其官方微博回应称：将实事求是、积极推进，依法依规履行赔偿义务，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大连海关的表态固然值得认可，但“迟到的赔偿”不该是“善后”的全部。这场延续16年之久的“荒唐剧”是如何发生的？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必须要有答案。

虽然此事是“债权人索赔16年无果”引发关注，但整个事件的处置，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被法院查封的车辆居然被海关私自放走，这无疑是严重违规。法院依法查封的财产，在未经相关程序“解封”的情况下，他人不能私自处理，这样的常识涉事海关不可能不懂。为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知法犯法”，到底是太不拿法律当回事，还是有着不可言说的利益驱动？

其次，如果说私放查封车辆是有错在先，那么，海关对当地法院先后多次致函要求将被私放的车辆追回，以及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等裁定“置若罔闻”，便是“一错再错”。在16年的时间里，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一再被拖延，以至于连法院的权威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作为行使公权力的机构，海关理当带头守法。反过来说，公权力机构漠视法律，也比普通人违法造成的影响要恶劣得多。因此，对于该事件的处置，赔偿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彻查并严肃追究有违法嫌疑的单位和个人。海关私放被查封车辆，以及多年不予执行法院裁定的问题，也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只有把这起荒唐事件的每一个环节都清楚地还原出来，才能称得上“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与此同时，此事也应促成更多反思。比如，对于公共机构的违法行为，如何才能进行更有效的纠偏？再比如，当个人维权无果时，除了诉诸舆论，还有没有更合理的救济途径？毕竟，不是所有人的维权都能够坚持16年，也不是每个人的遭遇都能够获得舆论的关注。目前，这起事件的盖子已经揭开，希望相关方面调查、赔偿、追责能更快一点——正义经不起再继续“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