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反腐路线图：隐现12招“组合拳”（全文）

[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

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人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无论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广度，还是标本兼治、治标为先的反腐策略，种种迹象显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成为中央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在腐败存量越来越大的现实下，持续以高压姿态打击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必然选择。

据《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对过去1年来反腐败工作的梳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即行和正趋完善的反腐组合拳已经跃然显现。

有关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顶层设计亦在进行。“治标”为先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

大案震慑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均涉及贪腐或兼有渎职犯罪行为，在“十八大”后陆续宣判或者被公诉。

而在“十八大”后新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截至目前已经达到11个。

自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之后，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等先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被免职。

其中，周镇宏、刘铁男、王素毅、李达球等人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再加上对中石油腐败窝案的查处，“十八大”之后，从党政机关的高官到大型国企的高管，大案震慑，作为“治标”利器，其锋芒已经显现。

兼打“苍蝇”

今年前6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7人，共查处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

在广东，纪检监察机关上半年共立案4423件4613人，结案43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08人，移送司法机关298人，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29件29人、县处级干部241件242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

此外，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60万余次，同比增加76.5％，其中涉及单位83万余家，个人111万余人。

在个案处理上，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案、山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等舆论关注度集中的案件，均在较高程度上对外公布了案情和司法审判过程。

兼打“苍蝇”的策略也对贪腐等职务犯罪起到了由点到面的震慑作用。

清除腐败土壤

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应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严格控制会议审批和会期。

上述《办法》出台的审批程序，对于堵塞会议漏洞、消除会议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作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亮出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全国性会议最短仅用时20分钟，机关公文种类精简56%，机关会议费下降84.06％，招待费下降52.07％。

除了严控会议经费，此前，中办和国办还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并被称为是史上最严厉的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规定。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认为，楼堂馆所建设的奢侈化倾向，会被利用为寻租平台，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可以借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其中台面和隐藏的利益，甚或诱发贪腐案件的产生。

严控会议经费和楼堂馆所建设，对于消除腐败土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纪检改制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为这次会议被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实际上，目前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已经开始。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强化监督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改版开通后，“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成为新网站的主功能之一。截至9月21日，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20天内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达15253件，日均超过760件。

今年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

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将改为“一次一授权”。

同时，中央巡视组还定下了“三个不固定”原则：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在第一轮巡视工作结束后不久，10月底，第二轮巡视工作启动，如此高密度的中央巡视史无前例。第二轮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包括：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湖南省。截至11月3日，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10个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被巡视单位，并均公开了监督举报的电话和邮箱。

在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结束后，各巡视组除了帮被巡视单位找出问题、提供建议外，都有“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的表述。

廖少华近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目前有报道称，其问题即与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发现的线索有关。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内容，中央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分为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和来访；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资料；民主测评、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等9种。

在第一轮中央巡视时，第一巡视组在中储粮办公大楼内专门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此次巡视开始，第一巡视组即在商务部机关2号楼大厅和机关食堂入口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3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宣布，当地已制定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不当处理办法，对虚假申报、隐瞒申报的一律先停职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广州市官员申报事项不仅包括个人收入、房产、汽车、投资等财产信息，还包括婚姻变化、配偶及子女就业等，并明确抽查核实比例为15%。

自身“打铁”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了“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内容，同时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今年4月，中纪委开始实施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各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机制，约谈成为中纪委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发挥检查监督职能的工作方法。

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始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本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这是继叫停双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之后，中纪委“反四风”的又一具体要求。

司法衔接

在贪腐大要案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处理上，纪检监察机构与司法机关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这一对接在今年显得尤为快捷。

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则于2013年7月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查。

仅两三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有关部门即对外表示，王素毅、李达球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而比较其他大要案，从纪检监察机构办案时间和对司法机关案件移交上，上述两案提速很多。

但有关专家表示，纪检监察机构与刑事司法机关对接程序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也缺乏程序性约束，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明确。

近日，《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被列入全国人大的修法议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一旦司法机构摆脱地方干预，从反腐败的角度上考虑，这将大大增强其力度。

审计风暴

与纪检监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相比较，审计机关在防范和发现贪腐行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直接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1.2万亿元，移送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4.2万条。

过去30年，中国审计机关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累计审计领导干部近50万名，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215名，有关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1.8万多人给予免职、降职或撤职等处分，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包括刘志军案在内的很多大要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

而从今年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之后，由多部门组成的离任审计组进驻中石油。按惯例，离任审查一般是5年期内，但对蒋洁敏的审计被特别延长至10年。通过这次延长审计，中石油腐败窝案更多问题被发现。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

预算预期

今年7月18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决算报告。其中，自2010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三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报告公开达到了最佳状态，各部门基本总列了“三公”经费的基础项目。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的时间表：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全国市县级政府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

严控“三公”消费，成为2013年的一大亮点。迫使公共预算公开透明，被置于阳光之下，是有效遏制预算腐败和官员奢侈浪费的有效手段。

而新《预算法》迟迟未能出台，却是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国人大已经连续几年讨论修改《预算法》，目前已完成二审，有关官员透露，三审将延迟到三中全会之后。

金融监控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于2004年4月，直属央行，是为央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

该中心曾在央行官网上发布了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对贪腐官员外逃的资金转移和手段等情况予以了分析和解读。

据上述报告披露，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汇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数据。

对于可疑数据，目前央行与纪检监察、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于向执法和司法部门提供相关资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线索。

在监测对象上，央行也正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建议，建立扩大对重点区域和人群的监测。

其中，重点地区不仅包括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及邻近的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此外，如斐济、厄瓜多尔等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中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加之中国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也在重点监测之列。

金融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也被作为重点监测的敏感行业。包括涉嫌腐败资金类地下钱庄、进出口未核销企业、利用企业间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资金、海外投资年检违规名单等多个对象都被纳入了监测之中。

国际合作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打击贪腐犯罪，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7月1日，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特别是我国首次接受《公约》履约审议工作任务。

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公约》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今年5月，我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国增加与其他国家引渡及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必将震慑仍在国内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使已经外逃的“裸官”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标本兼治

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了反腐败的“三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说，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败工作的方向和基调。

王岐山上述这段话的听众则为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对各类各级别官员的贪腐案件的惩处，成为“当前以治标为主”理念的实践。

相对体制上的治本而言，金融监控、司法衔接、审计风暴乃至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在很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眼中，都属于“治标”。

王岐山在强调当前反腐以治标为主时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因为只有以高压姿态查处一批“老虎”和“苍蝇”，实实在在地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腐败存量问题，震慑官场的贪腐之风，才能为下一步体制性治本战略留出更大空间。

“（未来）10年反腐看（最近）5年，我们反腐的机会就在这10年之内，赢得不了这10年的时间就不堪想象；最近的5年看头3年；头3年要看当年，也就是2013年。”谈及中国反腐路线图，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本报记者说。

李永忠的表述实际上代表了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过渡的一个时间轮廓和过程。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说，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